前不久，一位当经济律师的老同学请客吃饭。联想起近年来全国经济调整、国企大面积亏损、消费需求不旺、下岗职工增多等等状况，不禁关切地问起他最近的工作情况，不料他的回答却让我大吃一惊：“案子比以前多啦！你想经济一调整，劳资纠纷、债务纠纷、合同纠纷、毁约纠纷、理赔索赔———一大堆经济高涨期不大多见的矛盾都暴露出来了，真是忙都忙不过来了！”看着老同学拥有的高档住宅和私家车，再回想起92、93年时大学招生最热门的是国际贸易、货币银行等等财经类专业，而这几年考生最喜欢填报的是法律专业，相信他的话定有几分道理。
然而不料，文坛上的官司这几年也猛然多了起来，用赵晋华在《减少文坛官司出路何在》一文中的话说：“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，文化官司的数量之多和程度之复杂成为中国的一大景观。”这真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但是问题是，沸沸扬扬的文坛官司大量出现是这整10年的事，确乎比近几年的经济调整期要提前了好几年，是不是文人特别敏感，率先感受到这股风气呢？
文人敏感是事实，但这股风气的形成却并不与此相关。经济有经济的周期，文学也有文学的周期。事实上，中国文学从1989年起便步入了一个大的调整期，从这个意义上看，这10年文坛官司的大量出现倒是与经济方面的规则相类似。
说中国文学从1989年起便步入了一个大的调整期，并不是指意识形态方面对文学的影响与限制，这整10年文学发展上的自由与宽容度在很大程度上要超过从1978到1989这10年。而真正促使文学走下坡路的，其实是现代传播方式带来的冲击。在前10年，你能很熟悉徐迟、理由、陈祖芬等人及他们的报告文学作品，然而在这10年，人们所家喻户晓的倒肯定是水均益、敬一丹等“焦点访谈”的记者与主持人；在前10年，你能细细品味张洁、古华、周克芹等人创作的鸿篇巨著，然而在这10年，人们的时间与耐心倒绝大部分是在欣赏《雍正王朝》、《宰相刘罗锅》等等电视剧中度过；在前10年，你可能有兴致了解崔德志和他的戏剧剧本《报春花》、沙叶新和他的戏剧剧本《陈毅市长》，然而在这10年，人们除了热衷于谈论电视节目之外，还能举得出一部硬梆梆的公认的戏剧佳作吗？
时代真的是变了，变得让风光了几千年的古老文字无所适从，不过，古老的象形文字本来就是为了描摹形象，而现在高新技术使我们的思维与表达重新复归于形象，这难道不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吗？
然而，以文字作为手段的文学尴尬了。随着电视由城市到乡村的广泛普及，似乎以1989年为一个时间分水岭，文学的功能与影响无可挽回地被电视极大地取代了。
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，作家失去了惯有的知名度，作品在书店库存、打折，杂志四处拉广告搞赞助或者关门。这不是文学的错，而是时代的发展与进步，任何试图重温文学辉煌的努力可能都是一厢情愿的美梦。
于是，有些作家沉不住气了，为什么我的作品不受重视？为什么我不能如歌星、影星那样到处留言、受人崇拜？为什么我的作品发表后收不到如雪片般飞来的读者来信？失望、寂寞之余，偶然一天看到某人的作品引用了一段自己的文章，一阵欣喜之后，仔细看看竟然有剽窃嫌疑，于是一纸状书送到法院，或者投递到某个报纸、杂志，一方面可以说明自己的作品拥有读者，另一方面也可表明自己具有现代人所必备的法律意识。于是，文坛官司便由此开始了。
还有一种可能，有些作家写来写去就是引不起文坛和社会的注意，于是在心情浮躁之余，不是大胆地暴露自己，就是大胆地暴露别人，或者任意夸大、想象，总之是以奇取胜、以大胆取胜，只要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就行，只要能畅销拿稿费就行。结果是，注意是注意了，但官司也缠上身了。
这真是一个没有法子的事情。在一个急速转换的时代途中，仍然有如此多的人执着于文学、执着于文学事业，终免不了会出现许许多多的文坛官司。只有当人们都用平常心来对待文学，都从现代传播媒介的分工手段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学，那么自然便会少了许多怨气、怒气，少了许多浮躁与不平。到那时，文坛自然会少了很多官司，而增添几份宁静与平和。
